在多数博物馆的通史陈列中，观众首先看到的文物一般会是一堆来自各时期的石头。它们疤痕累累，似乎与路边的石头没什么两样。那么，这些石头为什么会被摆在那里呢？通常，简短的导览牌并没有提供充分的答案。带着疑惑与不解，观众匆匆走过。然而，这些沉默的石头究竟能够讲述怎样的故事呢？这正是《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以下简称“《让石头说话》”）一书要回答的中心问题。
《让石头说话》 陈胜前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书的作者陈胜前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资深的“石器阅读者”。1991年，还是本科生的陈胜前参加了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很多件距今8000年的农具——石铲与石锄。此后他到北京大学跟随吕遵谔先生攻读旧石器时代考古方向的硕士，又赴美国师从“新考古学”开创者路易斯·宾福德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专注史前考古、考古学理论、石器研究等领域。回国任教后，带领学生跟石头“较劲”，展开一系列石器复制实验。2013年，陈胜前再回到白音长汗遗址，验证石铲、石锄的功能。《让石头说话》可谓作者长期研究中国史前石器的结晶，书中既有作者亲历的石器考古故事，又有理论层面的探讨，以及在方法论上的构建。
如果将人类使用工具的历史比作一天，0点0分南方古猿打制出第一件旧石器；23点56分，磨制石器普及，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午夜前的最后一分钟，青铜时代开启。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其间发生了很多大事：从猿到人，语言出现，人类长途迁徙进入亚洲，产生文化、宗教和社会组织。人类漫长的成长岁月中，石器一直是人类身边的忠实伙伴。百十万年前的有机质难以留存，只有石器足够坚韧，几乎成为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唯一文明线索。石器又在新石器时代与夏商周考古中颇为常见，却因挟带信息不明显而极易被忽视。因此，石器考古成为富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石器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磨制石器。然而，让石器说话并非易事，尤其是打制石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更近似于荒野猎人，生活方式与今天的我们有很大不同。中国旧石器时代没有发现墓葬和房屋，连火塘也很难保存下来。考古学家面对的往往是散落满地的石器，无法找到情境的关联。况且打制石器的形制并不稳定，辨识其人工属性和功能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对于磨制石器，研究者又往往想当然地拿金属工具与之直接类比，或是仅仅满足于知道其功能，未能用石器讲出一段精彩的故事。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古人都将磨制石器称为“雷石”，认为是雷击产生的神鬼之物。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殖民者接触到还在使用石器的土著，认识到磨制石器可能是人工制品。1797年，英国的约翰·弗里尔在地下三米的砂层中发现了加工精细的燧石手斧，识别出考古学史上的第一件打制石器。此后人们屡屡发现打制石器、人类骨骼与灭绝动物共生。但直到1859年，才从考古学和地质学上证明了打制石器的古老性。19世纪晚期，考古学家注意到石器的不同形态可能具有年代特征。20世纪，考古学家发现，除了年代差异，不同的人群制作石器的方法可能也不同。于是，石器技术类型学得以创立。20世纪下半叶，石器功能成为研究重点，考古学家不断追问不同的石器是为了应对哪些生态环境而发明的。随后，学者进一步关注石器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已经建立起规范的石器技术类型学和发掘方法。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实验考古探索石器功能。中国具有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不同地域的古人如何适应环境？怎样从石器中得到答案？考古学又应该如何分析石器呢？诸多问题的提出，需要合适的方法论解决。
正如作者所言，《让石头说话》希望通过研究石器找寻人类文化适应的关键节点，实现对人类发展关键特征的重建，从而串联出石器视角下的中国史前史。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是人类起源和石器发明的关键阶段。中国南方可能大量使用竹、木等工具，加工竹木的砍砸类石器因此被遗留下来，形成今天人们所见的以砍砸器为主体的考古现象。
洛南盆地的古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具包”——薄刃斧、手斧、三棱尖手镐、石球和砍砸器等器物共存的石器组合。实验考古发现，该地区的石器原料丰富，尺寸较大，采用摔击法可以同时产生适合生产不同石器工具的毛坯，由此形成了一个区域内的石器传统。
秦岭南北则发现数以千计的石球。考古实验表明，十万年前的许家窑人很可能在马科动物出现时群起抛射，用石球击中猎物后上前搏杀。在石球制作过程中，人们的劳动组织、预见性和交流能力都会得到锻炼，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爆发式的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次冰期导致大型动物灭绝或南迁。狩猎采集者们被迫提高流动性，并将矛头对准小型动物。于是，一种新的石器技术出现了——细石叶。它们是窄长而锐利的薄石片，既能嵌入标枪和小刀刃部，又能用作弋射工具的倒刺。细石核成为猎人的弹药库，可以怀揣身上，随时打制细石叶使用，适用于高度流动的生活方式。
距今一万年左右，气候更加稳定的全新时期开启，人类出现两种不同的生存策略。部分青壮年保持高度流动性，外出狩猎动物，周期性带回营地，而不适合流动的老人、儿童及孕妇则留在营地。为了获取更多食物资源，他们开始利用狗尾草等小种子植物和根茎类作物。基于这一需求，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一种被称为“锛状器”的石器。它兼具锛、斧、铲、锄等不同功能，刃缘厚实，耐用且易于制作，有利于对植物资源的强化利用，是农业起源的一个信号。
在峡江及西南地区则出现了另一种特殊的文化适应模式，以锐棱砸击技术为代表。石器考古研究显示，可能当时男性用在渔猎上的时间更长了，留守营地的女性则承担起制作工具、批量处理渔获的任务。长江中游沿岸的湖北松滋关洲遗址中存在数以千计的锐棱砸击石片。结合实验考古和民族志可知，这很可能是一种由女性独立制作的石器，功能主要是刮鱼鳞、破鱼肚，处理渔获。这种文化适应方式跟农业生产一样，可以承载较大密度的人口，具有较高的社会复杂性。
新石器时代到来，农业的浪潮迅速席卷中国南北。《让石头说话》一书以辽西地区为例，用石器工具讲述史前农业社会的发展过程。辽西地区位于生态交错带，史前农业在波动中前行。兴隆洼文化的“拓荒者”们将石锄做得厚重，以便在丛杂的地表垦除杂草。随后的赵宝沟文化时期，人们开始向河流阶地与河漫滩拓展，发明尖刃、石铲，用于深耕和开垦带有砾石的河漫滩沃土。然而，之后的红山文化似乎并没有在农业上继续创新，反而将更多精力与物质投入宗教祭祀活动中。
稍晚，小河沿文化先民似乎回归了更偏向狩猎采集的生活。大约在这个时期，近千人聚居于科尔沁腹地的哈民忙哈。然而在这种脆弱的生态交错地带，他们的定居过度消耗了当地资源。石制工具研究显示，他们很可能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不得不食用广泛分布但开发价值不高的作物。
原始农业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迎来高潮，精耕细作农业形成，先民们用重型石锄平整土地、引水灌溉，用轻薄锋利的石锄除草耕种，向土壤黏重但便于灌溉的河谷地带挺进。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社会进入高度复杂的阶段，人们开始精耕细作，尽可能获取生产剩余，石器工具组合与这个时代背景非常契合。
作者：赵家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研究生）
